特色：
我的父亲林伯渠(林祖涵)，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早的党员之一。此后他终生投身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我的家庭命运自然也就同他的活动紧密相连了。1938年以前，尤其是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我的家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辗转于湖南、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因此，孩子们也就跟着在这些地方生活和上学。在我*早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印象是从上海坐海船到广州。这大约是1925年末的事。我们五兄妹——大姐(林秉权)、二姐(林秉蘅，有时也称作秉衡)、哥哥(林秉益)、我、四妹(林秉琪，又名林琳)，随母亲坐了几天几夜的船。在船上，我经常跑到楼上的大餐间(头等舱)找一个小朋友玩，她是程潜的三女儿，叫Baby(贝贝)。我们差不多年纪，都是四岁左右。由于两家大人们很熟，所以让我们在一起玩。我们整天在宽敞的大餐间里跑来跑去，又笑又跳。只有一次，我们目睹了一件不幸事件。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坐在甲板的栏杆上喝酒，大约喝醉了，把一个女人拖到身边，接着推到海里去了。船员虽进行了打捞抢救，但救上来的女人已经死了，停放在一间舱房里。我们完全不懂这是酗酒的有钱人作践人命的悲剧，仍然在那里玩，有时还悄悄推开那间停放女尸的舱门瞄一眼——除了蒙盖着的白布，什么也瞧不见。我之所以记得这一幕，大约是因为坐海船，和小朋友玩，当时是很新鲜的事。在广州的家，所在街道的名称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家住在二楼，楼下是一爿水果店。平常家里大人不让我上街，只有母亲出去做客时才偶尔带着我们。在别人家做客的也有许多大人们带去的孩子。吃饭时孩子们坐在一起。有一些女客来看我们，逗我们玩。有两位女客，当场就认了我做干女儿，其中之一是蔡畅，我称她为蔡干妈。对别的活动，像母亲说带我去过电影院等，我却毫无印象。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应该有不少有意义的历史时刻。但我还太小，大人们也没空对我说什么。只记得有一次特别的活动，父母带着我们小孩，坐着一辆当时很稀罕的黑色小汽车去黄花岗。那里人山人海，有许多彩色的小旗。我们很兴奋、快活。但这是一个纪念什么的活动，我却不知道。后来在莫斯科遇到孙维世，她说她也记得跟着父母去过黄花岗，参加什么活动，她也不清楚。我记得清楚的是，孩子们晚上常常坐在大厅里等候父母回家。我隐隐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天越晚，我越感到紧张。加上广州夏季晚上经常雷雨交加，更加使我们莫名地为父母担心。一次，也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由于等待的焦虑心情，我竟口不择言地问了一句：“不是把他们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