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间，苏氏谪居儋州，有感于自神宗熙宁以后，说解《尚书》等经学专尚王安石之说，开科取士，唯以此为标准，遂撰此书，以自己对《尚书》的见解，多驳王说。王说今已不传，难知其详。但苏轼才高学博，究心经世之学，明于时势，长于议论，对于治乱兴亡之道，剖析深刻，说理明畅。其说解多不采旧注，议论颇有创见。如释《禹贡》三江：定为北江、中江、南江；以《胤征》为后羿篡位时事；说羲和旷职乃是因为贰于羿而忠于夏之故；讲《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解《吕刑》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以“荒度作刑“为一句等，都与前说相异。其说解羲和之事为林之奇所宗，说解《康王之诰》为蔡沈取之。其说善于怀疑，虽有时不免失之武断，但其方法却颇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