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国维著、滕咸惠译译者：滕咸惠/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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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0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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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惟东坡，后者惟白石，略得一二耳。[译文]萧统认为：陶渊明诗“狂放旷达，超越众家。铿锵爽朗，无与伦比。”王绩认为：薛收赋“韵趣高奇，意蕴悠远。清亮哀怨，不可言传。”可惜的是词里缺少这两种气象，前者只有苏轼，后者只有姜夔，略得其一二。[评点]萧统(501—532)，字德施，南朝渠武帝长子，天蓝元年立为太子，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陶渊明(365或372—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诗人。薛收(592—624)，字伯褒，隋末唐初文学家。萧统语见其《陶渊明集序》。王绩语见其《答冯子华处士书》。苏轼(1037—1101)，宇于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词人。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词人。这里所说的“二种气象”近似于两种风格。一种是陶渊明诗狂放旷达、明快爽朗的风格，一种是薛收赋韵趣高奇、意蕴悠长的风格。王国维认为，在词人之中只有苏轼和姜夔分别略得其一二。苏轼是北宋杰出的词人。他的词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创作规范，以词言情述志，开拓了词的疆城，提高了词的品格。对于苏轼变革词体的重大贡献，词论家予以高度评价。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宋词的风格是百花争艳、多姿多采的，但大而言之，则有婉约和豪放两大创作流派。“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邓中词，祗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录》)这正描绘出两种词风的不同。但是，苏词豪放但不粗犷，而是情致旷达，意味韶秀。诚如周济所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以“跌宕昭彰”“抑扬爽朗”概括苏词的特点，强调了狂放旷达这一方面。但认为苏词对这种风格仅“略得一二”，又似乎估价过低。姜夔是南宋重要词人。他精通音律，注重词法。他的词音调谐婉，辞句精美，虽深受周邦彦词的影响，但其清幽峭拔的风格又与周词有明显差别。张炎极为推崇姜词。他说：“词要清空，不宜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词源》)姜词多以低沉哀怨的调子，抒写个人幽独冷僻的情感思绪，颇有西风残蝉、暗雨冷蛩的气息。其长处和特色在于此，其缺点与不足也在于此。王国维以“韵趣高奇”“嵯峨萧瑟”概括姜词的风格特点，其含意与清幽峭拔相近，也就是肯定姜词“格韵高绝”(参见第39条)。这里所说的“词义晦远”并不适用于姜词，王国维曾批评姜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参见第42条)王国维借用前人的话来概括姜词风格，实难丝丝入扣。他对姜词总评价不高，认为他仅是二流词人(请参见有关各条评点)。三十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译文】词的雅正淫靡，在于精神不在于外貌。欧阳修和秦观虽然也写艳丽的辞句，终归有品格。比起周邦彦词来，便有良家妇女和娼妓歌女的区别。【评点】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北宋词人。这一条论周词与欧词、秦词品格之高下。请参见下一条评点。三十三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译文】周邦彦深远的情致比不上欧阳修和秦观。惟有抒情写景，极为工致精巧，所以仍然不失为**流的词人。然而遗憾的是，创新曲调的才能多，创新词意的才能少。【评点】这两条论周邦彦词，并时周词和欧词、秦词的品格进行比较。王国维认为周词淫靡，但却“言情体物，穷极工巧”，这是对于周词的思想内容持否定态度，而对其艺术成就则给予充分肯定。历代词论家对周词的评价有分歧。多数词论家对周词给予很高评价。陈振孙说：“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檠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直斋书录解题》)陈郁说：“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藏一话腴》)沈义夫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周济说：“清真，集大成者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陈廷焯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但是，也有词论家在肯定周词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却对其品格意趣有微词，甚至持完全否定态度。张炎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词源》)刘熙载说：“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周美成律*精审，史邦卿句*精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艺概·词曲概》)王国维的看法与这种意见相近，并且明显受到刘熙载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周词就会发现，文字是典雅的。情感的表达是含蓄的，尽管其思想内容不出男女情爱、相思别离、伤怀念远之类，但绝不能说不“贞”、“郑”，淫靡放荡。那么，刘熙栽和王国雏究竟是根据什么做出“周旨荡”、周词“郑”，如同“倡伎”的结论呢?我们知道，在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不少周邦彦的风流韵事，并把这些和他的一些词联系起来。在这些记载中，周邦彦完全是一个寻花问柳的无行文人的形象。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读周词，自然会做出上述结论。后来，王国维对这些记载进行了认真的考辨，认识到纯属无稽之谈。这时，他时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为周邦彦“立身颇有本末”，赞扬他的词“精工博大”，称他为“词中老杜”(请参见本书《人间词话附录》中的(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对周词评价的变化对我们进行文学作品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在研究文学作品时，知人论世，也就是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生平经历、立身行事是完全必要的。但所根据的材料必须翔实可靠，不能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就是资料翔实可靠也不能简单地用来阐释作品，甚至机械地进行比附。应该注重我们的研究对象——作品本文，对本文进行审美的、艺术的分析和解读。这样才能避免人为地拔高、贬低和扭曲作品。三十四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