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至于“况义”则与“格义”不同，是一种在比较探求事理同异中，以西方宗教文化思想来阐释中国古代儒家观念的比较研究。在西方传教士叫“斥释补儒”或“易释补儒”，而在中国西学派人士则称“援圣(即天主教)补儒”。徐光启认为，西方的“圣学”与中国的儒学“理相符合、参互考稽”。李之藻在《刻圣水纪言序》中也说：“如西贤之道，拟之释老则大异，质之尧舜周孔之训则略同。”又在《请译西洋历法疏》中说，西方的著作“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甚至认为“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服事上帝也”。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出版的《七克》，是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的重要著作。杨廷筠在《七克·序》中比较评述道：“凡所施爱，纯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里。此之为学，又与吾儒间然为已之旨，脉脉同符。……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跃然神解，而卷不释手者；此书在慧悟之上，机警触发，见之自有神契。”其间从“名理妙趣”到“慧悟之上”的“神契”，以及对“天主”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即从开头音译成“陡斯”到换成古代六经中的“上帝”，再到崇拜天主就是中国文人的“服事上帝”，就是这种典型的“况义”式比较研究。其同“格义”的根本区别，说白了就是用西方基督教理阐释中国先秦儒学，使之成为神学化思想。“况义”，实是当时一本译著的书名，是1625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国人张庚笔传的《伊索寓言》的中译本。书后所附由谢懋明写的“跋”中，对此交代得非常清楚：“余既得读张先生况义矣，问先生曰：‘况义为况何取？’先生曰：‘盖言比也．”谢懋明进而解释道：“且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复知其宜。”意思是说，比较词义才知道它的合适，而且要“师其意”方能更明白它的合适意义。该书的译文内容与形式就是“况义”式的中西合璧表达。在《伊索寓言》故事的译文之后，用“义曰”来加以评点作结，而且评点的文字内容，总是将《伊索寓言》的主题来阐释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念。以达到“师其意”的目的。如译本第二则，在译完“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后，概括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显然，这是对孔子《论语．为政》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思想的浓缩阐述。又如第九则“大鸦和狐狸”，在说完故事后总结为：“义曰：人面谀己，必有以也。匪受其谀，实受其愚。”这又是对孔子《论语》中“巧言令色，鲜矣仁”教诲的析释阐述。其他各则，也都如此。可见，从书名“况义”到*后的“跋”，从译文内容到表达的形式，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新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其对后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不小，梁启超认为“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写者”。历史的重提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在此重提这段往事，也正是为了今天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提供一个中国自己的历史参照和宝贵资源。这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而且只是孤立的、自发的见解。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而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①四、比较文学学科的“呱呱落地”比较文学学科的*终形成，不在有专门术语及其悠久传统的中国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欧洲，这绝非偶然。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渊源及其发展的自身因素，如上所述，在牛国与欧洲都是存在的。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和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因此它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欧洲，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的眼光由原来的地中海区域视野换成了世界性的“球型视野”。与此同时，牛顿的力学、伽伐尼与伏打的电学、瓦特的机械学等科技大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科学和认识方式有了巨大的突破：面对现实世界的科学观察与实验，使归纳逻辑打破了经院神学及其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联系进化说取代了“天意安排说”。这些就为近代欧洲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从视野上、认知上、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上，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18和19世纪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和预言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比较文学，也正是由此开始步人其学科形成与诞生时期。西方比较文学界通常都认为，比较文学产生于19世纪，以及对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中。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大师梵·第根，在其向来被视作入门书的《比较文学论》中说，“*初论文”是产生“在19世纪初年，德国有许多文学史书稍稍让了一点地位给真正的比较文学”。直到1980年出版的美国霍曼教授编写的《文学手册》中还说：“在19世纪，同比较宗教研究一道，欧洲的学者们也开始去发展不同国家和语言的文学问的比较研究之理论和方法”。事实上，这一囿于“欧洲”及其“影响研究”的传统看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欧洲在18世纪不仅出现了中欧文学平行研究，而且也出现了欧洲文学间影响研究的“*初论文”。正如上节所述，17世纪之后，利玛窦、汤若望、安德义、王致诚等来华传教士与商人，不仅给欧洲带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与精美物品，而且也开始翻译与介绍中国典籍。作为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中国文学和文献，也终能展现在他们面前。于是，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交会的产物——欧中平行研究产生了。欧洲*早翻译出版的中国戏剧，是元杂剧《赵氏孤儿》。译者马若瑟是来华的法国教士，译本初次发表在1735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不久，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很大的伏尔泰，就在如今收入《伏尔泰全集》第五卷的文章中，将《赵氏孤儿》与欧洲同类戏剧作了比较研究。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学同欧洲各国文学一样，虽然因气候、政治和宗教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是有许多“合理近情，，的原则，也总还有美好的“理性主义”。他在对比时指出：“《赵氏孤儿》就故事来谈，非常离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复杂，但又非常清楚；若与同一时期的法国等欧洲戏剧相比，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他在推崇中国的同时，还不惜贬低印度与波斯：“戏剧诗*发达并*早的莫过于伟大的中国(虽然它远离他国并被人忽视)和雅典。罗马是400年后才时兴的。虽然印度和波斯都是有很多发明的民族，但想要在他们那儿找到，你是终究找不到的。”当然，伏尔泰是推崇古典主义的，即使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也不免失之公允，有时承认莎翁“具有雄伟而丰富的天才”，然而有时却又说他是“乡村小丑”，“没一点好的审美趣味，丝毫不懂得规则”，乃至El出“莎士比亚大粪”等偏见。正因为伏尔泰囿于古典主义，所以当他在进行中欧戏剧比较的同时，对中欧戏剧的差异，又得出了中国戏剧技巧比欧洲古典主义要粗糙和幼稚的看法：“我们只能把《赵氏孤儿》比作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只有海峡那边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人才能欣赏。”甚至还武断地说中国戏剧只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