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谭全基编/国别: |
| 出版社 | |
| 出版时间 | 2003-09-01 |
特色:
通过汉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社会状况,听见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通过汉字我们可以读到周朝各国的民歌、爱国诗人屈原的骚赋、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读不完的。
汉字是跟汉语相配合的一个名称。汉族人的语言叫汉语,所以汉族人用来记录汉语的文字就叫汉字。在汉语、汉字这两个名称产生之前,人们使用华言、华文、中文这些名称。这些名称都以地域观念为基础,可是把同一地域里面还有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个事实抹煞了。小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所包含的民族除了人口*多的汉族外还有60多种。这些少数民族都有它们自己的语言,有的还有它们自己的文字,如藏族、蒙族、维吾尔族以及苗族的一部分。汉族的人口虽然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它同这些少数民族已经结合成了一个大家庭,各族都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前所谓华文、中文这些名称都不适用了。只有汉字这个名称才能明确表示它是汉族人用来记录汉语的文字。汉字和汉语一样,通行于中国各地区。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人们将世界各国的文字基本上分为两大类: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由于文字制度的差别,世界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字形成不同的体系。就古代说,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巴比伦、亚述等国的钉子字(楔形文字)都是意音文字。这其中包括一些象形字、表意字(从它们中可以看出更早期文字的痕迹),还包括一些不规则的表音字,这就是后来表音文字的萌芽。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文字就已经发展到意音文字的初期,这时期的文字,是象形字、表意字以及不规则的表音字的综合应用。后来意音制度逐步发展,其他类型的字退居次要的地位,这就形成了几千年来通行的汉字了。就意音文字说,汉字是*发达的一种。因为埃及、巴比伦等古文字只是记载着古代的文化,而汉字是一直用到现代,它跟我们历代的文化分不开,它所代表的语词自然要丰富得多。可是西方却在古代就走上了表音的道路。这种文字并不是由意音文字直接演变成的。由于意音文字是比表意文字便利得多的文字,使用意音文字成了习惯的民族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文字制度。地中海上经营商业的腓尼基人是古代传播拼音字母的民族。他们是借用邻国的圣书字或钉头字中象形表意的符号来当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这种字母传到欧洲,就产生了希腊字母,又派生出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拼音的影响同时向东方扩展,就有另外的不同形式的字母如阿拉伯文字母、印度字母等产生出来,藏文字母、旧蒙文字母等都是在这种表音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汉字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古老的汉字中国*古老的汉字是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它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吏。既有写的,也有刻的,笔画整齐规则。从出土文物中发现陶罐上刻有右边所画的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似应释为“炟”,即火焰旺盛或光明的意思。其中圆圈表示太阳,三角形表示土阜,三角形下面的图案表示火苗。这几个字包含在一起表示日出大地,又有燃烧的火焰,而这陶罐的用途是名符其实的,它是用来保存火种的,这也说明了当时人类对火种的珍惜。甲骨文甲骨文是殷代人的文字。它绝大多数是刻在龟甲和兽类的肩胛骨上的,只有极少数才刻在青铜器上,可能还有刻或者写在别的物品上,但还没有遗迹可寻。甲骨文是殷代人占卜后马上刻记的,不可能每字修饰,因此笔画是直线的居多,曲笔很少,线条也较纤细,可是文字刻得很规整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时细如芝麻,由此可见契刻甲骨文字的人,都有高度的技巧,由此也可见那时的文化已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到了殷代末年,甲骨文就变成曲笔多,直笔较少,线条更为粗劲,可见篆刻技巧又有了进展。但是殷代末期甲骨文发现的不多,倒是青铜器上的篆刻较多了一些。殷代末期用甲骨文字体在青铜器上刻铭的,却不是占卜方面的事。可能正因为刻录的事情不急迫,可以慢慢地、细致地刻画,所以技巧又比前期提高了。甲骨文里许多字体并不固定,一个字可以有几种写法。甲骨文的书写顺序可以由左而右,也可以由右而左,并不像后来由右而左那么固定。钟鼎文周人很喜欢把祭祀、战争、农事和朝里大事等,用简单的语言文字,刻在一块块的竹简上,编成典册保存。同时,也喜欢用比较长的铭文,刻在青铜器上面。我们虽然已看不见周人的竹简,幸而还有大量的周代青铜器,如铜爵、铜盘、铜鼎等留存到今天,人们就从青铜器上面,看到了完整的周代文字。这种刻在周代青铜器上的字体,我们现在通称为“钟鼎文”。又因古人称铜为“吉金”,所以又叫“金文”或“吉金文字”。考古发掘和对古纸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代,已经有用植物纤维造成的纸张,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西汉灞桥纸。它是迄今为止所知世界上*早的纸张之一。灞桥纸是怎样发现的呢?19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与长安县境之间的灞桥发现了一座古墓,墓中有许多古代文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包有麻布的铜镜下方,放置着成叠的古纸,共88张残片。纸面呈浅褐黄色,尺寸大小不等,*大的为10厘米见方,*小的面积约3厘米X4厘米。一次出土的古纸数量如此之多,在考古发掘史上是少见的。经化验鉴定,这批纸的原料是大麻纤维。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它“至少是不晚于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年代的古物”。因为它是在灞桥这个地方发现的,所以就称之为“灞桥纸”。灞桥纸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的造纸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20世纪以来,从中国新疆、内蒙等地出土的文物中,也曾多次发现汉纸的残片,如罗布淖尔纸和额济纳纸,它们都是用麻类纤维制成的纸张。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纸张,专家们将其命名为“放马滩纸”。这些纸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软,上面还用细墨绘制了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种古纸诞生于西汉早期,比蔡伦造纸早了300多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认为,无论是陕西“灞桥纸”,还是甘肃天水“放马滩纸”,都具备了纸的要素,是真正意义上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