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本书通过展示人类学发展成体系的几个不同阶段的优点，追溯了中国人类学日臻成熟的过程。它并不是要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也不是要局限于这一历史。这里无疑有一些关键人物没有提到或是很少提到，而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又证明得过多。本书以对创造这一历史的中国人的采访、传记和学术论文以及笔者本人的观察为基础，旨在深入地反映人类进化论、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这诸多形式的人类学科学被引入到一个有着殖民主义、战争和社会革命的非西方环境之后是如何发展的。
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中央会客厅内人声鼎沸、教职员工以及他从前和现在的学生济济一堂。在沙发和椅子摆成的U形区的一隅坐着接受祝贺的寿星——人类学系的创始人梁钊韬教授。这天是他的七十寿辰。一张红底黑字的大横幅上印着颜色鲜艳的“寿”字。人类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从横幅底下站起来，向到场的100多人致意。这位书记列举了梁先生一生的成就：建立人类学系，发现史前的马坝人头盖骨，并且培养出一批批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学子。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从中间的席位上站起来，转达了中山大学党委会对梁教授的祝贺。然后他问校长是否要发言，校长谢绝了，表示赞同前面几位的发言。此后，庆贺仪式的主持人，语言学教授在益群就请我——人类学系该年度的访问教授发言。由于庄教授事先已经让我做好准备，因此我就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我赞扬了梁教授全身心地致力于他的学科的复兴工作的精神，并告诉所有的在场的人，国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梁教授的成就。*后，梁教授自己站起来发言。起初梁钊韬先生的声音很小，后来就越来越活跃。梁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类学的看法。他表示，在和其他人一起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内在的联系，而在考古学、语言研究与民族学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相互联系。他总结道，和美国一样，社会主义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四个学科”的体系，但它同时还必须包含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梁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愿意为这一学科、为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服务，他手舞足蹈地说道：“无论学校让我去哪儿，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发言中梁教授表达了对中大党委书记的谢意，并自豪地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学系的博士，其中包括两三个在中国取得学位的——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开端——和由系里派到国外去深造的研究生。此时，来宾们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到了允许来宾们自由发言的时间，底下的嘈杂声就更大了。梁教授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集这两个身份于一身）朗诵献给教授的诗或是说一些感谢教授这些年的教导和鼓励的话。庄教授送给梁先生一本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写给他的小集子。*后，大家分享了一块生日大蛋糕，此时，中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向来宾们道别后离开了。 1986年6月26日，在中大校园内的一个餐厅里又举行生日宴会。摆了十来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十几个赴宴的人。简短的祝辞和梁先生的发言都淹没在了来宾们的闲聊声中。看起来除了我和我夫人，其他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他们或许认为，这个夜晚的意义不在语言中，而在于庆贺活动本身。中大的前任校长、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在首席就座，他们向梁钊韬教授敬酒，对梁教授在人类学这个时常遭到攻击的领域内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共同的敬意。而仅仅十年前，他们的前任中没有一个人会在公开场合和梁打招呼。**章 十年的变化复苏 1976年，梁钊韬还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祝贺，更不要说是他所在单位中山大学的领导们的祝贺了。被从广东省北部的“五七干校”召回来之后，他在家里仅呆了4年时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反知识分子的热浪也有所减退。国家文物局的当权派们决定，中山大学应当有一个考古学专业，而像梁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他们的帮助对完成学校的重建工作却是不可或缺的。全国许多院校和博物馆都恢复了考古学。古人类学也得到恢复。然而，民族学、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仍然受到禁锢：政府指责它们是“资产阶级学科”。这些体系尽管在名称的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实际上，它们经常假借“少数民族研究”或“民族工作”之名出现。在各大学，“工农兵学员”坐在刚刚重新敞开大门的教室里，专门监视那些从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回来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几年内，社会科学依然落后于自然科学，但是又试着开始出版学术刊物了。环境有所改善——实际上，仅仅是重新开放各大学就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人们内心却还忐忑不安，担心这种好景不会长久。事实很快打消了人们的顾虑。1978年12月中旬，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全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阶级斗争不再是重点，农民的收入与农业产值挂钩，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大权，他的一些支持者们又回到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岗位上（Rosen 1984：6；Rozman 1987：637）。前一年，同样的党的会议上确定了到公元2000年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这已经预示了随后这些举措的出台。华国锋主席强调群众在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而邓小平却强调要依靠与政治无关的专家们的力量。到1978年后期，华国锋要被邓小平取代的趋向已经很明显，而政策的改变也开始昭示这一权力更迭的到来。到11月，剩下的所有“右派”都官复原职，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还取消了对进行“自我教育”——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要求他们洗刷自己的罪行——的从前的剥削者的阶级成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