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今国内外经济大势，可以说整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有关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都与世界格局的动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际方面来看，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就国内方面而言，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换挡减速过弯的状态，在国际需求疲弱及劳动力成本优势日趋丧失局面下，中国已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支持经济增长；但是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然较低，产能过剩和能耗较高问题严重。面对“内忧外患”，为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设立。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及发展，作为国家一项深化经济改革、探索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其实质上是我国法治经济的一次制度创新，它创设了“上海制度”和“上海模式”，担负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历史使命，经过四年的探索，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挂牌。2017年3—4月，陕西、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第三批自贸区挂牌。至此，我国已形成11个自贸试验区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存在自身不足，包括改革举措推进的协同性不够、对外开放的力度有待加强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仍需探索等。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与法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即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是否符合法治经济建设的要求，如何体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要求，如何达到国际化的高标准？四年来上海自贸区的法治化探索究竟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从国内与国际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要求和标准看，上海自贸区在制度探索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和缺陷，需要以后进一步加以完善？如何贯彻市场经济法治化、国际化要求，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如何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大背景，进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与创新？便成为我们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